原创｜胡适反对“空谈主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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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各方论战，并成为近代以来最著名话题之一，直到今天依然被从马列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种种价值观迥异的队伍用来“背书”。胡适真的认为“问题”要高于“思想”？胡适所提到的“主义”到底所指何为？今天推荐一篇思想酷原创首发文章供您参考（2399字，阅读约需6分钟）。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文末为您推荐了法国著名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交流、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微信caiyunpeng789或18910623426，为了我们走得更远，请尽快关注这两个号码！为提供更优质购书服务，您还可在孔夫子网搜索“千字文华签名书店”，购买更多的绝版书和九品、六品书。想每天读到同类好文，请关注思想酷。

胡适反对“空谈主义”的根本原因

思想酷丨原创·首发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任何主张一旦脱离原始语境，往往变得似是而非，近代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推崇、抨击者各占十五，但胡适最初为什么说这句话，却鲜为人知。

五四前的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自由、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等从西方舶来的“主义”一时成了流行符号，无论懂还是不懂，很多人都喜欢拉几个大词背书。

五四运动来了，流行时尚与爱国热情相结合，又多了一层政治正确的内涵，一时间，整个中国变成各种“主义”争夺地盘的市场，人人都在选边站队，其中不仅有青年学生，还包括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们。

胡适本不愿谈政治，看到一起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同僚们都跑去闹革命，颇有些不满，但在整个社会被政治激情裹挟的大背景下，他也只能在一边冷眼旁观，生生闷气罢了。

但也许是时代想让胡适说点什么，1919年6月11日，四处散发传单反对北洋政府的陈独秀突然被抓，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这让他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

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周刊

胡适先是在6月29日《每周评论》一篇文章中，略微提了一下“当时中国舆论界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偏于纸面上的学说，而不考察中国实际需要的东西”，但是舆论反应不温不火，没几个人搭理他。

7月20 日，胡适加了点猛料，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一次，主流舆论界有了反应！

首先是《国民公报》主笔蓝公武发表《问题与主义》，与胡适商榷。随后不久，因反对北洋政府而在河北乡下避难的李大钊，也致信胡适谈了一些意见。胡适先转载了蓝公武的评论，后又给李大钊的信加了个《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发表。为回应两位的评论，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了一些。

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反应，让胡适有点意外。因为他的文章主要针对社会上一些空谈主义现象，当时各种“主义”被政客当作政治骗术的幌子。不曾想却引来这两位的异议。被胡适批判的都是些什么人？看看胡适原话：“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

安福部是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为操纵北洋政府，指使其亲信组织的政客集团。在1918年8月的新国会选举中，安福部操纵选举，在全部400多名议员中，安福部即占380余人。

由安福部控制的亲日报纸《新民报》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夕，安福部控制的《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和日文《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这种拿抽象名词来骗人的把戏固然可笑，但当时社会舆论的确存在纸上空谈多、涉及实际少的现象，这一点，李大钊在文章中也承认。

抛开安福部的政治骗术不论，胡适与李大钊尤其是跟蓝公武的辩论，与其说是要不要谈主义，毋宁是如何谈主义。胡适从来没有说不要谈主义，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特别提醒读者不要误会。可惜大多数读者还是误会了，甚至，后来的无数读者也发生着同样的误会。

说来讽刺，读者误以为的，恰是胡适反对的。胡适反对空谈主义，强调从西方引进主义时，既要查明主义真意，还要考察社会情境，但他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被当做一种主义，成为许多人手中攻击主义研究的大棒。

在问题与主义这个问题上，胡适比任何人都看得深刻。这些见解，在他与蓝公武的分歧中得到最好的体现。胡适说：

蓝君对于主义的抽象性极力推崇，认它为最合于人类的一种神秘性；又说：“抽象性大，涵盖力可以增大。涵盖力大，归依的人数愈增多。”这种议论，自然有一部分真理。但是我们同时也该承认人类的这种“神秘性”，实在是人类的一点大缺陷。蓝君所谓“神秘性”，老实说来，只是人类的愚昧性。

如果不好理解，再来看看这句：“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借你的名做出！”想想法国大革命，想想近代史上各种乌托邦实验，哪一次不是贴着好看的“主义”标签，哪一次又能免于给人间带来灾难？

胡适与蓝公武的分歧，是哲学思想方法上的差异。蓝公武受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思想影响，且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个中文译者。他认为，无论问题还是主义，起初都是抽象的，后才有具体性，而抽象性最符合人类的神秘性，因此，应将抽象的主义放到第一位，然后才能将抽象的问题变成具体的问题。蓝公武还认为，主义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分离的，主义是目标，只要向着目标走，从哪个路径到达，并不与目标有必然联系。

胡适则是经验主义的信徒，认为问题本身都是具体的，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既有经验。理性主义所认为的主义与方法的分离，会造成“目的热”和“方法盲”，导致“主义”还没有解决问题，已经在中国发生变异，反而成了“庸医杀人”的手段。这是胡适反对空谈主义最根本的原因。 

杜威（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所依赖的是杜威改造过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拒绝超验价值观，拒绝宗教的绝对真理，其对基于信仰的社会秩序的动摇不可不察。但仅就胡适与蓝公武之辩来看，胡适从经验主义出发的观点，显然更胜一筹。

1919年8月，“问题与主义”之战因为《每周评论》被查封而不了了之。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1949年之后再次被提起。一场学理之争被高度政治化。

胡适在论战中的确质疑过马克思主义，但仅在未发表的第四篇文章中稍有提及，质疑的也仅仅是阶级斗争学说。他觉得该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阶级仇视心，上演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可叹的是，这些谨慎的议论，却被当作其“反革命”的罪证。

20世纪是人类史上最典型的政治时代，政治激情登峰造极，知识分子们为主义着迷，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普遍现象。知识分子一旦被政治激情裹挟，极容易对意识形态斗争推波助澜，结果是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灾难。

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将这种现象称作“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班达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与世俗尤其是政治保持距离，在历史漩涡中保持冷静思考的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当中所坚持的态度，堪为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国内在“问题与主义”上对胡适的“误读”，不排除很大一部分是对胡适先生的野蛮利用。

当知识分子打扮成

“青年导师”或“精神领袖”

我们该如何辨识？

法国哲学家班达代表作

《知识分子的背叛》

是什么破坏了

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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